耄耋之年的王镇皋，其人生故事正被更多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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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数学奇才约翰·纳什，年轻时患上严重的精神病，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里的另类。他的传记作家曾把他称作“普林斯顿校园的幽灵”。在师友和亲人的关爱下，纳什的天才没有被埋没，他在晚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成就一段科学史上的佳话，好莱坞据此拍摄的影片《美丽心灵》也是佳作。

在遥远的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校园里，有另一段“天才”的传奇。主人公名叫王镇皋。现在，他已是耄耋之年行将就木时，故事却开始在网上流传。只是，他的经历不是佳话，而是悲剧。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学院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看重的学生。据王镇皋自己说，束星北曾经评价他的资质可能比自己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还要好。

但在当年，就在王镇皋站在学术道路起点、准备展望未来时，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告密者”。

王镇皋在理论物理学上拥有过人天赋，然而，他却接受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

当年，王镇皋执行的保密任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监视束星北，了解其行动、思想和言论；二是了解由学校保卫处处长巩念胜指定的其他老师的情况；三是兼顾学校其他异常情况。

王镇皋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上级单线汇报，并撰写周报告。对于有无别人与自己做同样的工作，王镇皋表示并不知情。

束星北对王镇皋很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王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不错，他们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开始把这些言论汇报给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档案资料记载，王镇皋对束星北的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

后来留校任教的王镇皋，在同事眼中仍是老实善良、惯于服从的个性，即使普通的实验员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琐事，他同样笑嘻嘻地照办。他从不拒绝别人，同事借钱，如果没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别人失望。

在秘密工作的网络里，他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当年，学校召开鸣放讨论会的第二天晚上，王镇皋从联络站回来，发现物理楼灯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标语，学生们对《青岛日报》扭曲讨论会发言的行为很不满，打算到报社示威，王镇皋立即报告公安，参与的学生后来大都打为右派。

“反右”运动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一是束星北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从1954年留校到1979年，在25年的保密生涯后，王镇皋的身份被意外曝光。事后，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一位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还有几个留校的学生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但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

保密工作占用了王镇皋的主要精力。在学术上高开低走的他，一直只能是一名平庸的副教授，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和事业可言。他还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些关系。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这是杜强先生在《天才落魄的暮年》一文和腾伟先生在《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一文中为我们勾勒出的王镇皋。保密工作者、妻子眼中卑鄙无耻的特务王镇皋的经历能浮出水面，实在太过意外。他的同行，数量其实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可是却几乎不被人所知。

如果有机会为这位原本的物理天才加保密工作者写一部传记的话，最好的题目已经是现成的：《山东大学里的幽灵》。

在《美丽心灵》中，纳什生活在自己是中情局特工的妄想中。那只是一种妄想症。但在王镇皋的生活里，大学教师只不过是他的掩护身份。组织的特殊信任，让他在各种刀光血影的政治运动中心中不慌，特别有底气。

只有当他背负着“告密者”和“副教授”这两个耻辱的标签要告别世界时，他才百般纠结起来。

普林斯顿的幽灵，能够在美丽心灵的呵护下，赢得最高荣誉。而山东大学的幽灵，则在充当毁灭天才的工具的同时，也熄灭自身的天才之光。事实证明，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要好于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作为一个身兼两职的精明人——即便他是天才。

如果将来也有一部以王镇皋为主人公的电影，那应该是一部黑白风格悲剧片。不如此，不足以表现历史的沉重。当然，也可以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影片的结尾突然转换成彩色：束先生的墓碑前被摆上一束鲜花。

令人唏嘘的是天才的虚掷。令人恐惧的，则是幽灵游荡的夜色。

补充：束星北（1907～1983） ，江苏扬州市人。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等，都曾师从并受益于他。1952年，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气象学，先后发表了《气象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多篇学术论文；后到青岛筹建气象研究所。曾被划为右派，倍受打击，后平反。

王镇皋的声明

我叫王镇皋，是一个“进了耄耋之年行将就木之人”。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是我的恩师。我因为一时糊涂，接受了《腾讯网》记者于维华和《时尚先生》记者杜强的采访，从此厄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网上关于我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于维华，杜强，腾伟，刘小生…各种跳梁小丑，魑魅魍魉，统统跑了出来，以各种各样的真名，化名，网名，马甲…，在网上或发文或转载，应用各种手段，对我的人格进行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诬蔑…。

实际上，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报纸上见到了别人受苦受欺压我都会哭。记得九一年安徽大水灾我在车上，看到许多人无家可归，睡在铁路边，竟哭出了声，别人误以为我家里出事了。回来就把仅有的100元（半个月工资）捐了。当时我最穷，连电饭锅都没有。我患癌症晩期后，还帮助过多位癌症病人。我的这些事情记者于维华、杜强都知道。难道我这样的人会去害老师，学生，朋友，同事吗？文革中一个朋友被打成反革命，看到他从批斗会场出来，我在大路上等他，陪他走。每晚都陪他散步，其他人见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同事王某被打成反革命，我拒绝写揭发材料，拒绝参加批斗会，并表示不会参加任何批斗会，后来批斗其他人就没有通知我。你们若不信，可向我的同事及当时的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党支部马书记核实。我自认为，比不顾事实，胡编乱造对一个八十多岁老者随意污蔑陷害的记者于维华和杜强要好得多。

为此，我在此郑重声明：

尽管我是党的秘密工作者，但我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山东大学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职员或学生因为我的“告密”，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受到组织处分。...我说这些话底气十足，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我为党做秘密工作，都是以书面形式向组织汇报的，这些报告都写了什么完全可以查清。大多数是对一些大的事件，群众看法的泛泛而论。这些报告至今还躺在山东省公安厅的档案室中。作为记者的于维华和杜强，完全可以拿着记者证到山东省公安厅的档案室去查证当时我写的书面汇报材料，给广大网友一个客观，公正的报道。而不应该凭空想象，揑造事实，诬陷好人…。还有一个叫刘小生的作者就更加荒唐，把我说成是什么“山东大学里的幽灵”，飘荡在山东大学上空， “接受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无中生有地说我使“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危言耸听地说我充当了“毁灭天才（大概指束先生）的工具”…。

如果我汇报了束星北先生的情况，在束先生的档案中一定有记载。记者于维华和杜强是看过束先生的档案的，也只找出了两处。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处他们还“王冠王戴”，非常恶毒地将我系另外一位王姓老师对束先生的揭发材料，故意隐瞒这位老师的真实姓名，以王某某的名义移花接木，硬性按在我王镇皋的头上。请看他们在文章中的论述：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请广大网友想一想，上述论述中《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揭发者王某某是谁？是不是肯定指我王镇皋无疑。但事实上这是我系支部书记（当时物理系还未成立总支）王承瑞同志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水平。而且因为当时正是暑假，我在上海老家度假，根本就没有参加1955年8月13日的批斗会。说我王镇皋说“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更是于维华、腾伟们在无中生有，嫁祸于我，栽赃陷害。…

《束星北档案》一书已经正式版，作者是刘海军。这本书我看过，有关于我的内容没有这一条。而且该书根本没有用化名，都是真名实姓。

于维华、腾伟们这样干，是在写小说，通过这种手法，故意把我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真是太恶毒了。

《束星北档案》中，另外一处关于我的汇报共两句话。在束先生的批斗会以后，我奉命到束先生家去，了解束先生的情绪。我汇报说束先生家有枪，本意是告诉组织应该收走，以防他杀人或自杀；我汇报束说，如果他真的出事，李政道会帮他的。我这样汇报是想让组织上处理束先生有所忌惮。

这是自我受命当”告密者”或“特务”以来，唯一的一次针对束先生执行公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束先生家去了解情况。

《腾讯网》记者腾伟（我怀疑此人是于维华的化名，因为他的文章与于的几乎完全一样）干脆把文章题目写成《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以抓人眼球。似乎我时时刻刻都呆在束先生身边，把他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了组织。如果真是这样，我有关束先生的秘密报告必将汗牛充栋，车载斗量…。而实际上我这个“卑鄙无耻”的特务，有关束先生的汇报也就这么可怜的一处，几句话而已！

《腾讯网》记者于维华和《时尚先生》记者杜强，在从某种渠道知道我的经历后，像苍蝇见了血一样，嗅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于是千方百计地联系我，死皮癞脸地要采访我。说什么我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可惜没有人知道我的才华和为人，要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以激励后人，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这样可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在他们的花言巧语之下，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采访，上了这些狗屁记者们的大当。在他们的刻意塑造下，我成了残害恩师、不知忏悔的“跳梁小丑”。惹来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的义愤，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我也成了卑鄙无耻的“特务”。搞的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我目前的窘境，都是这些狗屁记者造成的。并不是如刘小生在他的《山东大学里的幽灵》一文所说的“意外的泄密”。

当组织书记（这是记者于维华自造的一个词，应该是指当年的物理系总支书记，于维华和腾伟文中的总支书记应该是当年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在此顺便更正一下）为了个人的私利，对我打击报复，把我为党做秘密工作这件事故意泄露出去以后，尽管大家都很意外，议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并未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也不是我离开山大的主因。

因为山大熟悉我的老师们都知道我为人老实，忠厚善良，不善于言，乐于助人。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教职工或学生因为我的秘密工作而被打成右派或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在山大仍然有广泛的人脉，不缺朋友。尤其山东大学原物理系那些右派们，他们个个都是我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并没有因为知道我的秘密身份而疏远我，更没有恨我。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被打成右派并不是我的秘密工作造成的，这也是我并不卑鄙无耻的最好佐证。

其实，于维华和杜強们在采访我之前，在他们内心就早已把我定位为反面人物，一个告密者，一个卑鄙无耻的特务…。所以才会在文章中极力回避对我有利的证据和证言，想尽一切办法，对我进行百般攻击，甚至不惜移花接木，王冠王戴。而我却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要帮助我，对他们的卑鄙的用意，当时却毫不知情！

风烛残年、 身患重病八十五岁的我，待记者于维华和杜强如贵宾。亲手做饭给他们吃，于维华说鸭子好吃，我还拖着病残之躯买了两只鸭子让她带回北京。回去没几天就写污蔑我的文章，真是卑鄙无耻到家了。于维华的文章有三十处完全不是事实，写出来给杜强看过，杜强还拍了照。当时杜强同意我的意见，回去后把三十条中最坏的都抄上了，而且拒绝改正。

事实真相是，1954年初分配工作前夕，党命令我做秘密工作（原因是束是公安局头号埪制对象而别人难进束家），这就破坏了我和老师的正常关系，我不得不决定，在学校尽可能避免单独和老师接触。我是一个又土又老实的农村孩子，而束先生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我既没有资格也不可能与他老人家聊天，更不可能去束先生家监视老师。我多次同公安局讲，束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言论行动都是公开的，没有那么可怕，根本不需要监视。我很忙也没时间去束先生家。我还说，真正危险的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鬼的人。

看来也可能是公安局接受了我的意见，在束星北先生被打成右派批斗会之前，从未派我去束家了解情况。我是在束成为右派后，才见到束先生两次，所以他成为右派与我毫无关系。第一次如上所述，是批斗束先生当晚，是公安局派我去的。另一次是，1978年，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派我去的。当时全国的右派几乎都平反了，只有束先生没人给他平反。但青岛海洋研究所马政委看中束先生,请他出来工作。束的大儿子束越新和马政委陪我去宾馆见束老师和师母的。在车上束越新对马政委说＂这位就是我父亲向你推荐的王老师，要求调来做父亲的助手"。

二十多年过去了束老师还没有忘记我，令我十分感动。七九年束星北老师派我去北京见李政道，把束老师的情况转告他。后来山东大学当时的校长吴富恒让我去北京请李政道来山东大学作报告，李政道说没时间，等到下次再来时去山东。

57年整风反右时，众多学生被打成右派更与我无关。这段期间我从未和任何学生接触。

实际情况是，有一天凌晨二点，我发现某学生宿舍走廊上有标语和小旗，知道学生第二天要去闹报社，我要公安局的人告知一下报社，把重要东西转移一下。于维华无中生有在文章中说，“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楚人员情况后汇报给了保卫处，使警方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为右派。”

这是于维华的文章对我最为恶毒的攻击、误导网民的地方之一。许多网民据此错误地认为，是因为我的告密，使这些闹报社的学生都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这些网民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甚至对我破口大骂。这真是冤哉枉也！

凌晨二点，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即使我“一夜未睡”，请问于大记者，我去哪里找谁调查，都有哪个学生天亮后要去闹报社？而且，学生闹事时我正在睡大觉什么也不知道。

学生闹报社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谁去谁没有去一目了然。而且无法预先得知天亮后谁要去谁不去，根本用不着我告密。这种行为该怎么定性，也非我这个小人物能说了算的。至于“警方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是于大记者自己杜撰的吧！

杜大记者的文章就更离奇了，气得我病了一个多月，多次进了急诊室，差一点把老命搭上去，至今尚未康复。他们胡说八道之处尚多，容我日后再一一批驳。

王镇皋泣血上

2015年9月16日